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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梓视窗--贵州频道--人民网

2019-09-21 15:12 来源:蜀南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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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月份,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要组织三次集体学习研讨。这次会议的议程是: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人选;分别表决十三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

又讯:3月19日,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召开座谈会,与全区各盟市直属机关工委书记进行了座谈交流。这不仅是我们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继续开创美好未来的根本保证。

  张圣中指出,大家在交流发言时联系自身学习和工作实际,主要从思想和行动的两个层面谈了对重点学习专题内容的理解和认识,取得了初步成效。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根本遵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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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安党史展厅,当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时,广大党员干部齐唱国歌,表达出了深厚的爱国爱党之情,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随后大家认真参观了泰安党史展,了解了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

  一是提升了政治能力。

  第二组,由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景玉宝主持,市委研究室等12家单位进行现场述职,景玉宝,市直机关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市监委派出市直机关工委监察组组长何群、市直机关工会主席时代新分别进行点评。张建东同志在活动中要求:机关党的工作要紧紧围绕中心来谋划、抓落实,主动将2018年重点工作与新旧动能转换相结合、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服从改革大局,在全市机关党的工作中抓住重点、抓出亮点,始终走在市直机关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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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时时用信仰擦亮赤子之心,做时代洪流中岿然不动的“磐石”,才能在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时守住底线,在面临公与私、义与利、得与失、苦与乐的抉择时心中澄澈,练就“背后青山飞不去”的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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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真正把纪律挺在前面,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各方面纪律都严起来。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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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中的每个“府”,都是一段故事

正是基于这样的重大判断,我们党才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开创了今天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

孚王府的前身是怡亲王府,慈禧太后击败了妨碍她掌权的“顾命八大臣”,强令位居八大臣之首的第六任怡亲王、胤祥裔孙载垣自缢,后将怡亲王府赐给孚郡王。

《武林外传》中的“同福客栈”就来源于空政话剧团所在的同福夹道,也就是佟府夹道。

 

其实,在北京被称为“府”的,不仅仅是王府,还有许多以“府”命名的街道与胡同。

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两朝,北京是“府”最多的地方。按《周礼·天官大宰》所称,“百官所居曰府”。不过,后世则仅以贵族和大官爵的居处为“府”。

封建王朝的等级观念很强,官员的级别不同,住房的等级也有差异。唐、宋时期,朝廷对官员及庶民的住宅形制已有一定的限制,重点在于区分官员和庶民之间的身份差别。到了明代初期,对住宅的等级划分更为严格了,官员造宅不许用歇山及重檐屋顶,不许用重拱及藻井。明朝对建筑规定森严,据《明史·舆服志》记载:藩王称府,官员称宅,庶人称家,住宅建造大小亦受限制。王侯、官员按等级造房,庶人只能造“三间五架”之屋。比如明代的亲王府,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有三重殿堂,后一部分有三重宫室,两侧还有跨院,布局像故宫,只是规模要小得多。

由此看来,在明朝,能否把住宅称为“府”,就有了等级上的划分。而清朝对“府”的界定更加严格,不允许没有资格的人称自家宅院为“府”。清朝被册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及公主的王亲贵戚,不能离开北京到外埠居住,故而他们只能在北京安家落户,而他们的宅邸被人们称之为“府”。比如说,现在仍保存比较好的恭亲王府、醇亲王府、老醇亲王府、孚郡王府、雍亲王府、礼亲王府、庆亲王府、淳亲王府等等。

现在为大家讲述的,就是北京城仍存留的一些以“府”命名的建筑,这些建筑都有一段值得研究的历史故事。

1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在清代,北京的各类王爷府最多,数量就有100多家,其中仅蒙古王爷府就18家之多。清代统治者认为“封而不建, 实万不易之常法”,确定了“诸王不锡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的原则,也就是诸王没有封地,不外出就藩,只受封吉祥的名号,获赐在京城建府邸居住。顺治年间确定了袭封制度,即亲王、郡王一子袭封,其余诸子及贝勒以下诸等封王之子降级受封,奉恩将军之子孙世授奉恩将军。此后历朝清帝登基,都例行对宗室进行分封,分封制度也不断详细、完备。

虽然清朝的王府这么多,但没有一家会在大门上挂上某府的牌匾。现今一些电影、电视剧中有“某府”的牌匾或门口挂着某府的灯笼,显然是缺少历史常识使然,是一种想当然而已。尤其是刘墉、和珅和纪晓岚在电视剧中的家门口都悬有“刘府”、“和府”及“纪府”的牌子,挂着写有同样字的灯笼,都是不谙历史的想象。刘墉和纪晓岚在清代虽官高位显,但他们毕竟是汉大臣,与清朝亲贵相比属二等公民。尤其是纪晓岚并无实权,只是搞些文字工作,编编《四库全书》。他们是不敢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称自家的宅子是“府”的。

和珅是乾隆宠臣,又是满人,其地位远远高于纪晓岚,在飞黄腾达时曾是大学士、尚书、都统,而且还被册封为公爵。清代爵位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和珅是头等爵,其又与乾隆皇帝是儿女亲家,即便如此他也不敢称自家的居所为“府”。和珅贪婪成性,老奸巨猾,同时又是一个聪敏过人的人,绝对忠实于朝廷,不会是电视剧中那样呆头呆脑、糊里糊涂的。他家虽是王府的形制、规模,但他从不张扬,像历朝历代的贪官一样给人以假象,不会公开称后海的住宅是“府”的。像近年揪出的“军虎”谷俊山在河南老家用赃款盖“将军府”,招摇过市自我炫耀的蠢事,在和珅那个朝代是不会发生的。

现在保存比较完整的恭王府,就是和珅的故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珅开始在这东依前海,背靠后海的位置修建他的豪华宅第,时称“和第”。目前府邸内,和珅宅第时期代表性的建筑主要有两处:一为“嘉乐堂”,是现在府邸中路的最后一进正厅,五开间,大门正上方现悬有“嘉乐堂”匾额,传为乾隆帝御赐和珅的,但该匾无署款、钤记,故无由证实。由于和珅集有《嘉乐堂诗集》,当可推断出是和珅时之室名。另一个为“锡晋斋”,原名“庆宜堂”,源于乾隆所赐“庆颐良辅”匾额。锡晋斋是西路院落最后一进的正厅,七开间,前后出廊,后檐带抱厦五间。正厅的东西北三面是两层的楼,上下安装了雕饰精美的楠木隔断。此隔断式样是和珅家太监呼什图受和珅指使前往紫禁城宁寿宫画下图样仿造的,是明显的僭侈逾制,这也成为嘉庆皇帝赐死和珅的二十大罪之一。和珅被赐死后,嘉庆皇帝遂将这座宅第转赐给他的小弟弟庆郡王永璘。在永璘住进去之前, 内务府按照郡王府的规制进行了改建。到了1851年,清末重要政治人物恭亲王成为这所宅子的第三代主人,恭亲王名奕訢,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遵照宣宗(道光)遗旨,封奕訢为恭亲王。同年,将原庆郡王府赏给其居住。咸丰二年四月二十二日(2019-09-21),奕訢迁入府邸。奕訢在迁入府邸之前,内务府在原庆郡王府的基础上进行了整修,以便更符合亲王规制。恭王府之名由此沿用至今。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对恭王府的评价是“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2 纪晓岚的住宅不是“府”

纪晓岚故居位于现北京市珠市口西大街241号,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纪晓岚之前,此处原为岳飞二十一代孙、雍正时权臣、兵部尚书陕甘总督岳钟琪的住宅。纪晓岚在这里住了两个阶段,分别是从11岁到39岁和从48岁到82岁,前后共计62年。此处住宅是两进四合院格局,占地570平方米。

从今天保存下的遗迹看,依清朝时的等级制度,纪晓岚的住宅不可能是“府”,其既没有府的规模、形制,也没有府的气派,充其量曾是个四合院。如今设在那里的饭庄在广告中称“纪府”,显然是不知道“府”在历史上的含义。这些与都一处有乾隆题匾、六必居的牌匾出自于严嵩之手的故事一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以讹传讹,不可当真。

刘墉(字石庵)是乾隆年间的重臣,是典型的“官二代”,其父刘统勋亦是重要大臣。据史料云,刘墉“少时知江宁府,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包公)比之。”他当年住在东四驴市胡同(今称礼士胡同)内,他家的宅院在清末文人震钧的《天咫偶闻》中有所记载,称刘墉故居“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是。其街北一宅改为食肆,余幼时屡过之,屋宇不甚深远。正室五楹,阶下青桐一株,传为公手植。街南墙上横石,刻刘石庵先生故居七字。今屋皆易主,北宅久坼,横石亦无矣。”从亲历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刘墉的住宅不大,从规模、形制上看与所谓“府”几乎不沾边,现在的人在电视剧中将刘墉的宅院称为“刘府”自然是娱乐观众,与史实无涉。

电视剧搞错了不足为怪,有意思的是近年房产商为卖房做广告,故意以错就错,指鹿为马,称礼士胡同西口路北的一处清末民初的四合院是什么“刘府”、“宰相府”。清朝没有宰相之职,何来宰相府?况且真正的刘墉故居在晚清时已“久坼”并“今屋皆易主”,残存的一些房屋“改为食肆”早不存在,今天又冒出了个刘墉故居是十分滑稽,系托伪之作。至于礼士胡同内的那所豪宅,据说是民国期间的天津盐商“李善人”的私宅,房子是他打牌赢来的,如今的规模是他儿子李颂臣在民国时期重修的,当时只称李宅,没人称“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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